第一次替娜塔小姐搬家,是在去年夏天。不是我僭越,不稱呼她的姓氏,而是我永遠不知道她現在的姓氏。她的全名似乎永遠都在變動。

「我是娜塔.凡帝瓦。」這是她第一次自我介紹時的姓名。

我偷偷(搬家工人守則第一條:眼睛儘量不要飄向傢俱以外的事物)打量她好幾眼,在她那張白晰美麗的臉上只找到東方女性美。在斗膽詢問她姓氏的由來後,她回答:

  「我曾曾祖母是比利時人,她要求我們家族裡所有的女性都要保留她的姓氏。」


而她也確實遵守這條家規,所以在第二次替她搬家時,她的姓名是:
  「娜塔.凡帝瓦.陳。」

第三次則是:
  「娜塔.凡帝瓦.陳.布朗寧。」

之後又有娜塔.凡帝瓦.陳.布朗寧.戴本 - 這是第四次還是第五次時?不,還是第六次,或者其他?說實在話,我已經記不清她到底是先冠了陳姓還是李姓還是歐陽還是傑傑布洛捷斯拉瓦夫。搬家工人守則第二條:客人的姓名可以忘,但客人的簽帳單不能忘了給。


那個初次見面的夏天,我和我的工作夥伴們花了一整天將娜塔小姐那間十三坪公寓裡的所有東西搬上卡車。當我們揮汗如雨,來回於黯淡燈光下的樓梯間時,娜塔小姐就穿著極短的牛仔短褲,一件更短的短衫,用那雙牛奶色、絲緞般光滑的長腿在我們之間穿梭,嘴上叼著一根始終沒點燃的涼煙,偶爾吐出「不、先搬這個好了」或是「小心,裡面裝的是酒杯」之類的話,但大部份時間保持一種奇怪的沉默。

她若有所思地望著我們,觀察我們替她的史坦威鋼琴包上護腳,抬走她的三箱衣櫃,並在衣櫃不小心滑開,露出酒紅色內衣時,故作若無其事的表情(搬家工人守則第三條:就算櫃子裡裝著屍體,也要忠實地搬到目的地)。

如果說她身上真的有什麼是一般東方女性沒有的,那應該是對男人那種毫不羞怯、不遮掩的注視。


那公寓乍看之下很小,卻有著驚人的容量。除卻那台鋼琴和衣櫃外,還有書桌、電腦桌、唱片架、書架、以及一座王宮般的鳥籠。鳥籠裡關著顏色豔麗的鳥兒,鳥籠外還有一隻更豔麗的鸚鵡。

「這隻鸚鵡,是邱吉爾眷養的那隻鸚鵡配種的後代。」我們移走那隻鳥時,她這麼解釋道。

我看了那隻鸚鵡一眼。邱吉爾不邱吉爾,牠可真重得要死。


從早上十點搬到下午五點,車子載了兩趟,終於將公寓搬得一乾二淨。她看我的一個夥伴拿著簽帳單走近她,那失神了一整天的眼神才突然清醒過來,聽著夥伴對她清點著項目,微微點頭。

然後她說了一整天來最清醒的一句話:「辛苦了,辛苦了。」並從短褲裡掏出打火機,點著咬了一整天的煙。


所有的人都走了,只剩下我和她。我也跟她打了個招呼,點個頭,準備要走。

「啊,你!」

我停下腳步,「我?」

「你實在很不像個搬家工人。」

我笑了,「小姐,妳忍了一整天的話就是這句?」

她的表情像是剛洩洪的水庫,「你看得出來? 不可能!」

「我告訴妳兩件事,小姐。第一、我是搬家工人沒錯,但這只是因為我家幹這一行,兒子放暑假當然要抓來利用;第二、妳手上那牌子的煙是出名的臭,我以前只吸過一口就將整包丟進垃圾筒裡。」

現在她的臉色變得更古怪。她手足無措地捻著那煙,不知要拿它怎麼辦。因為她所有的煙灰缸都已經被打包送到新家去了。

「Stikske stront。」她咕噥道。

我無法克制我的好奇,「什麼?」

她聳聳肩,「沒什麼,那是比利時髒話。」她蹲下身子,將煙蒂在磁磚地板上捻熄,拍拍手再站起來,「總之謝謝你們幫忙。」

「不客氣,雖然妳的傢俱都相當重。」

她瞪了我一眼,「我可是付了錢讓你抬它們下樓!」

我對她的怒視視而不見,「但是卻沒有一樣東西是屬於別人的。」

「啥?」

「一般來說,多少都看得出來這房裡有沒有男人來過 - 如果妳懂我的意思。」

她瞅了我一眼,嘴角揚起,「若在其他時候,我一定立刻叫你這種嘴巴不乾淨的傢伙滾蛋。但看在你今天為我這些『重物』付出不少體力的份上,我就原諒你。」

「我猜對了?」

她半好笑地、半無可奈何地說,「你一點也不像搬家工人…還是學生?」

「現在還是。」

「念什麼?」

「歷史。」

她揚起眉毛,「那麼我多少還算是你的『學姐』 - 是這樣叫的,對吧?『學弟』,既然你這麼在行,那麼推薦我一根好煙如何?告訴你,我以前本來是不抽煙的,但自從搬來台灣之後,就莫名其妙染上了這習慣。問題是我人生地不熟,要買煙也不知該問誰好。」

我遞上一根煙,替她點著。她抽了一口,露出滿意的表情,「啊,真的好多了! 好像還有點,怎麼說,淡淡的牛奶味。」

於是,在這夏日黃昏,一切事物都被染成玫瑰色的時刻,我就和她坐在空蕩的地板上,有一搭沒一搭的抽著煙,聊著天。

或許是受到好煙的影響,她的話越來越多,「所以說,剛到這裡我什麼人也不認識,我那個情人,哦不,前情人,因為我想他現在應該已經找到新歡了,只幫我把行李放進這間公寓後,就飛回吉隆坡了。但我一點也不怨他,畢竟我覺得來到一個新國度就是要有新的人生,呼,而在這風景裡不該有個舊的他。你可以想像我那時候的心情吧?三個月前的我,覺得什麼都可以重頭開始。」

「那為什麼現在要搬家?」

她呼了一口白煙。我看見那煙嘴上一圈淡紅印子。

「風水不好,」她苦笑一聲,「該這麼說嗎?不是,也許只是要換個心情。或者是習慣問題,因為在美國,大家也都很習慣三不五時就搬家。並不是厭倦或對社區有什麼不滿,只是習慣問題。你會很期待…擺出garage sale的牌子,然後過不了幾天,就在新的草皮上開搬家party宴請朋友。」

「這裡可是台灣。」

「對呀,」她喃喃自語道,「我很喜歡這裡,感覺真好…」


這就是我和娜塔小姐見面的第一天,也是我們談話最久的一次。之後的每一次,我再見到她,她和我的私下對話就越來越少,而公事上的談話卻越來越多:

「陳小姐?對,那是我,」第二次搬家,她打開門,快速地瞥過我們這群搬家工人一眼,「只是我快要不姓陳了。進來。」

我一進門,幾乎要認不出那是僅僅六個月前,我曾經駐足過的新公寓。她原本的單人床換成了Queen-size的雙人床,餐桌旁的椅子數量倍增,客廳茶几上也擺了好幾樣我直覺不屬於她的東西。但最明顯的應該要是玄關的那一雙破舊跑鞋。

發現我正看著那雙鞋子,她伸出一隻塗著黑色指甲油的腳用力一踢,將鞋子踢到鞋櫃後的縫隙裡,「這個不用搬。」

一項搬家的任務遂轉變為一場「這個搬,那個不搬」大賽。她顯然還處在憤怒的末期中,而從許多東西都還處在未裝箱的狀態看來,她打電話來公司要求搬家應該是臨時的決定。

若是照大夥兒以前的習慣,我們一定會請她把東西打包好,改日再來搬。但或許是因為她是老客人,也或許是因為她看起來像是隨時會暈死的模樣,我們什麼都沒有說,只是默默地 - 搬。

在搬運客廳及廚房時,她還顯得挺鎮定的。被問及茶几上的零碎物品該怎麼處理時,她也只是拿個垃圾筒來把它們一股腦兒地掃進去。史坦威鋼琴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巨大的中國花瓶。

「這個花瓶要搬嗎?」我問。

她冷冷笑起來,「留在那邊!」


明明上次搬的是十三坪,這次是二十五坪,我們卻只花了半天就幹完活。上次剩下的是一片空盪,這次剩下的是東一座西一座被拋棄的物品,醜惡且孤伶。這些可憐的傢俱彷彿在為自己悲鳴。但在哭著什麼?哭自己的不潔,或哭主人的不貞?

  
搬完的那一瞬間,她的臉色突然大變。

「就這樣嗎?」我們問。

「就這樣。」這麼回答之後,她原先慍怒的臉色罩上一層酒醒後的茫然。像是直到此時此刻才了悟自己幹了什麼事,她顯得很惶恐。

「請簽名。」同事遞上簽帳單。她瞪著簽字板上的覆寫紙,臉上表情跟當年我媽瞪著離婚同意書時一樣。她握筆,筆尖彷彿是刀,用力在虛線上端的空白刻下與君絕別書。

「孩子歸你。」

「啊?!」我怪叫起來。

她的表情很兇狠,「我說剩下的傢俱歸你們,怎麼處理都隨便!」然後將包包甩在肩上,大步走下樓去搭計程車。高跟長馬靴在樓梯間喀啦喀啦的響。

這次她要從台北搬到高雄。因為是長途,我沒有跟去,同事回來之後我也沒有問,所以不知道她的新家多大多小。總覺得她租的房子越大,最後要捨棄的就越多。我把她留下來的傢俱賣到二手傢俱店,賺到的比搬家費還要多很多。


她只去了高雄半個月就又搬回來,「喂?這個聲音是之前的歷史學弟吧?你寒假還沒放完啊?那好!來幫我搬家吧!我要搬回台北了!」

和她一起出現在大安路高級地段公寓門口的,是一個穿著西裝的男人。她一手勾著他,在看到搬家卡車出現時像小孩子一樣興奮得蹦蹦跳跳,「來了!」

「布朗寧小姐?」我從同事手上接過細目單,念出右上角的人名。

「不好意思,」她滿臉通紅的喜悅,「我已經冠夫姓了!」

我將懷疑的目光移到男人臉上。

「他爸爸是美國人!」她很快補充道。

娜塔小姐的新家是前所未見的大,但她搬來的傢俱卻比半個月前搬去高雄時要更少。床、衣櫃、書架、書桌通通不見,只有一箱箱的衣服鞋子和書籍,和一個孤伶伶的梳妝台。我們將紙箱搬進客廳時,她就在屋裡四處遊走,東指西指,嘴裡喃喃念著牆壁要漆什麼顏色,窗簾要什麼款式,床要擺哪裡,等等之類的。

東西不到五分鐘就搬完了。她笑到眼睛都瞇起來,「辛苦了!」

「恭喜妳結婚。」搬家工人守則第四條:承奉老主顧。

「多謝、多謝!」她滿面春風,「學弟也要好好念書,別畢業又繼續當搬家工人!」

我心裡邊慶幸她是在同事都下樓後才說這句話,邊收回簽帳單。


我以為這就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娜塔小姐了。可是一個月後,她又打來家中,說要從大安區的高級公寓搬到陽明山上一間獨棟宅院裡。那時我已經開學了,所以沒有接到電話,只在放學回來聽見老爸在說「這位小姐怎麼名字越來越長?」

「是『那位』小姐?」我忍不住多嘴,「這次要搬多少東西?」

老爸彈了彈手中寫得密密麻麻的紙條,「她說是公寓塞不下了,才要搬家!」

娜塔小姐搬家的日子是星期六。出於無法抑制的好奇心,我放棄了那天一半的聯誼,自願幫忙 - 說一半,是因為聯誼的後半段行程就是擎天崗。我跟公關說搬完了就可以直接騎車去。

公關當然覺得我寧可錯失50%的把妹時間是徹底神經病的行為,「你這麼晚才來,怎麼排妹給你啊?你是要她跑上山嗎?」雖然他合理的堅持我將會成為聯誼中孤獨的一匹狼,我還是跟他說搬完家會打他手機看要不要會合。

如老爸所說的,娜塔小姐的公寓幾乎沒有立足之地。這回她盯得很緊,所有傢俱邊角都包上層層護墊,搬運時亦步亦趨跟著我們,唯恐在過門拐彎時擦碰,還不時強調哪些傢俱是名家設計的,哪些又是整塊珍貴檜木製的。緊張兮兮了一整個上下午,好不容易把東西都搬進了仰德大道上的新家,她吁了一口氣,把簽了名的板子塞到我手中,轉身關上新居大門。

我愣在門口,直到手機響起來。公關問我在哪裡,「馬的!大頭的車子爆胎!」

我騎到擎天崗。本來說要來的一個女生臨時不來,所以一個叫猴子的同學本來是沒伴的。現在他可走運了。大頭的機車爆胎,公關就要把大頭原本的女伴給他。原來我根本就是被叫來當大頭司機的。

我本來認命了,可是大頭的女伴卻說「特地把人家叫來當司機太可憐了」,就一屁股坐上我的後座。猴子的臉瞬間變得超臭,其他人臉上也露出很幹的表情。我環顧四周之後才了解原因:大頭的女伴是那群護理系女生裡最正的。

下山的路上,我一邊問她尋常聯誼都會問的無聊話,一邊想著那扇在我眼前關上的大門,以及大門掩上瞬間娜塔小姐的背影。轉眼間,我又經過了半小時前才剛離開的工作地點。大門深鎖,寒風吹得我的手腳和臉都冰冷。

「ㄟ,」身後的女伴開口了,「你為什麼會本來在陽明山上?」

我據實回答。

「你有病啊,」她聽完後說,「哪有人放棄聯誼跑去幫新婚夫婦搬家的?」

「妳人這麼正,講話卻很毒嘛。」我心不在焉的回了一句。

後座從此一路沉默到淡水。

到了約定解散的淡水捷運站,我放她下來,前輪一撇就打算走。

「喂!」她突然出聲,手上拿著手機,一臉不高興,「手機號碼給我。」
  
我可以感覺到從四面八方射來許多怨毒的視線。不過,我當然不在乎。我一直都是一個隨欲而安的人。如果不是這樣,大概也早就受不了各種莫名奇妙的搬家客人的脾氣。也大概是這種個性,讓被我載了一程的護理正妹對我另眼相看 - 不過話說回來,她也是個奇怪的人,只是剛好外表長得很符合當今時下正妹標準。

等注意到的時候,她已經變成女朋友了。


生活被切割開來,我不止要翹課、寫報告、考試、幫家裡忙、跟睡覺,還要去接女朋友、幫她買宵夜、跟陪她睡覺。我的生活,在大部份人眼中,大概是爽到不行的大學生活吧。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跟女朋友去陽明山賞花,就算是走文化大學的後路而不是仰德大道,我還是會想起那扇深鎖的大門。

也許我只是同情那位小姐,搬了那麼多次,卻總是找不到自己真正的住所吧。


命運的晴天崗聯誼後過了整整一年半,又到了炎熱的夏天。我還是一樣在幫家裡的忙,出租自己的人力。

那天上午,女朋友打來「喂?下午沒有工作吧?我們去華納看電影啦!我還想順便去逛信義新天地買衣服說!」

我本來說好,但到了中午,老爸突然走進來跟我說「有緊急的客人,是那個名字很長的小姐哦!剛剛才打來,說下午就要搬,但東西不會很多,我想你再加另一個人去開車庫裡那輛就夠載了,可以吧?」

打回去給女朋友,當然又是被念了一頓。跟店裡另一個伙計一起到了睽違一年半的大門口。門鈴按不滿一聲,她就開了門,兩眼紅紅的說,「嗨,學弟。進來。」

「就這些。」她帶我們走進客廳,指著四五個紙箱說。

「這是妳的新家嗎?」我指著單子上的地址說。

「不是,是我朋友家。我要寄放在他那邊。」


她沉默地坐了計程車,跟我們在箱子的新家會合。她跟朋友簡單說了幾句話後,轉過來簽字,付了錢。

發現我拿了錢還不走,仍看著她,她說,「我離婚了。」

「那妳以後要去哪裡?」我不由自主的問。

她露出一點笑容,好像是因為感覺到我多餘的關心,「不知道。」

我突然有種不好的預感,追問,「妳隨身的行李呢?」

她動了動嘴唇,但沒有回答。

「喂,」我忍不住把話說明白了,「妳不要想不開啊。」

她瞪著我,然後仰頭大笑,「哈哈哈哈!你不要這麼一臉嚴肅的嘛,學弟!」

「妳總有一天,會找到妳再也不會離開的地方的。」我說,「到時候,我會幫妳把東西搬過去的。」

她止住笑聲,用帶著一點奇異的表情看著我。

「你真的很不像搬家工人。」她說。

「我的真實身分本來就不是搬家工人,」我回答,「我私底下是個大學生。」

「好吧,那我就不去死吧,」她靜靜的說,「都被拆穿了就不好玩了。」

「也把那些姓氏去掉吧。」我又秉著一股莫名的衝動說。

「嗯,」她含笑的看著我,「你是個很奇怪的人啊,學弟。」


我和她,就此分別。一直到現在,我家都還沒有接到她打來要搬東西的電話,但我也沒有在社會新聞上看到無名或是長名的年輕女屍。

我相信,她總有一天會打來的。她會報上簡短的姓名,很豐富的搬家項目,然後對我說,

「學弟,來幫我搬家吧。這是最後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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